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用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去对译Idealismus与Materialismus，这并非单纯偏差，而是这个诠释学真相的呈现：宋明理学——尤其是阳明学——是晚明、晚清以及东瀛译解西学的基本境域。

唯心论与唯物论皆是割裂乾坤，未见真元实体。佛学内部心识与法（特别是色法）的关系，更接近于心与物的问题。

[21]船山抓住了精髓，以此既接续心学，也转进到了气论。诚有两层意涵，为其他性理所不具。《知言养气》章讲志、讲道义之心不是为了阳明的致良知（这是《大学》语式，不是《孟子》语式），而是为了养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对梁漱溟的接着讲要做更精细的辨析。冯友兰为论证第一层所引的文本，就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西方文化的科学，偏重比量，但同样需要承诺实在性的非量。不过，正因为《大学》注是朱子学正统地位的基石之一，阳明学反而更重视《大学》的解释权，重视《孟子》与《大学》的贯通。儒家私德式的君子则懂得感恩回报，并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对各类私人关系加以照顾，其所构建的某种长远意义上义利转化的恩义负欠关系以至于双向一体化的深度感情关系，单向恩义回报面相乃至双向感情缘分的深入暗含着某种中庸式儒道互补忠恕之道的深层意涵。

因此，这种中庸式忠恕之道的人缘取向社会行为方式，总体上还是自然性发展而非刻意追逐的，其勇于承担人伦责任的面相或许可以《金翼》之中的黄东林来加以类比，黄东林个人及其儿子们的各类社会关系的建构与维系，有效化解了其生意经营及家族内外的种种义利张力，进而能够在归属性群体及重要社会圈之中安身立命并得到长远发展（林耀华，2015［1947］。无论如何，情义利他与自身利益始终是中国人社会关系中的两大核心要素。传统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立足于缺乏流动的家本位的归属性群体，其中就一直蕴藏着儒家利他和谐伦理与现实自我利益需求之间的紧张性。笔者之所以将情义合并恰恰是因为中国人的情感与义务常常是一体化而难以明晰区隔的，同时情义嵌入的深浅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以往互动过程中如何处理彼此的利益问题。

在日常生活之中，个体的人缘状况本质上反映的不是两人之间的关系状态，而是个体在三者及三者以上的所属群体及人际网络中与各种关系和谐程度的总体模态，即个体在某重要群体或社会圈中受欢迎、受重视的程度。进入专题： 儒道互补 差序格局 人缘取向 义利之辨, 。

由此，某种超越社会自我主义基础而趋于弹性动态化自然外推的人缘取向，充分展现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之义利长远阴阳转化的拿捏进退之道，亦即某种中庸式推己及人而义利共生之儒道互补的深层文化传统。恩义负欠关系的内在情义嵌入使得其与施报相连而又有所间隔的社会交换论更为契合，但其施与报的人情长期间隔性乃至于代际施报法则显然不同于个人主义式的社会交换关系，中国文化意义上的施报法则使得报的恩义伦理内涵与社会交换论的资源交换面相有相当的差别（杨联陞，1976［1957］。进言之，差序格局之中儒道互补意涵的人缘取向始终不能等同于儒家角色化伦理本位意义上的关系取向。由此，某种超越社会自我主义基础之上的人缘取向始终是弹性动态化的，特别是在市场化合作条件之下小我的边界常常是趋于模糊而更为开放的。

沈毅、李叶，2020，《市场化关系嵌入中的义尽利散与互惠共赢——基于某农贸公司亲缘关系实践的案例研究》，载《开放时代》第4期。①由此，以个体或小我在其归属性群体或重要社会圈之中以相对多数和谐人际关系为指向的中庸式忠恕之道的社会行为取向，可以称之为人缘取向（沈毅，2005）。与长久人情施报法则作用下的恩义负欠关系相比较，个体在某些情境中的关系建构，常常会突破人伦式关系的范畴，而呈现出纯粹功利性利益导向的关系特征。翟学伟，2009），亦即儒家文化的基本预设是通过家族之中的父子、兄弟的血亲人伦来消除个体之间的边界。

当然，以核心家人为主的深度感情关系通常处于差序关系的内核部分，对于曾经的恩义负欠关系与当下的功利交换关系的不同定位则体现了个体的基本人格特质。余德慧、陈斐卿，1996，《人缘：中国人舞台生活的秩序》，载《本土心理学研究》（台北）总第5期。

无论如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推己及人、由私及公的政治社会理想，使得差序格局在价值层面始终有着一种以修身为基础的儒家伦理扩展性乃至于大我优先的公共面相。如果从较广泛意义的资源角度来看，义利之辨中的利涵盖象征性资源与工具性资源两种资源形态，亦即近似于中国人常说的名与利（沈毅，2007b）。

针对归属性群体或重要社会圈中的普通人缘关系，儒家利他和谐伦理的既有人伦角色要求使得彼此之间纵然产生了诸多利益矛盾，个体常常能够隐忍不发以维系表面的和谐，亦即在群体内部仍然要维系和谐化的表象以符合礼的价值要求。在对杨国枢（1993）社会取向暗含的集体主义立场的批判基础之上，杨中芳（2001）通过对中国人自我的系统研究，最终从儒家伦理出发提炼出中国人大我优先的价值观，并认为和谐主义远比集体主义更能捕捉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特点。总之，人缘取向一方面体现于个体在差序格局式归属性群体及重要网络之中既有人伦角色关系中的义利定位的拿捏分寸，进而能够维系较为和谐的普通人缘关系，另一方面则体现为个体在其归属性群体及重要网络内外构建长远的恩义负欠关系及对自身所受恩关系的积极回报，进而构成了人伦式关系建构与拓展的重要启动机制。社会自我主义的概念虽然意识到了差序格局之中义与利、公与私的内在紧张性及其弹性，但其本质上仍然比较接近于家庭或家族内核的小我优先。应该说，人缘取向本身即蕴含着在不同条件下小我内核优先或不同小我融合的双重可能性，由于中国式私人关系对于组织制度的渗透性及优先性，组织内部的工作关系在制度层面虽然理应是事务性的科层角色关系，但其本质上往往夹杂着私人关系于公共事务之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中国单位制组织中明显存在着此种公共组织私人化抑或可以称之为私人关系化的重要特征。李树青，1945，《蜕变中的中国社会》，重庆：商务印书馆。

成伯清，2012，《门户私计的社会逻辑——从孙本文有关门阀的论述讲起》，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在陌生人之间构建的恩义负欠关系，常常可能并不寄希望于未来回报，儒家本质上对这种真正仁义的施与行为是相当赞许的，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礼记·礼运》）正是儒家大同社会的价值理想。

此外，被儒家称之为德之贼的乡愿，更多只是一味地在象征性资源形式化互动中不得罪他人的老好人，往往缺乏恩义负欠关系的建构与回报的意识，其在工具性资源层面则完全局限于维护小我利益乃至于走向消极避世的个己主义。赵鼎新，2018，《从美国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到中国特色社会科学——哲学和方法论基础探究》，载《社会学研究》第1期。

【关键词】 人缘取向,义利之辨,差序格局,儒道互补,施报法则 一、义利之辨：差序格局儒家人伦关系的核心问题 费孝通（1985［1947］）早年所提的差序格局，虽然缺乏精确的科学界定，却日益成为研究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概念，特别是对差序格局的性质判定也构成了中国人社会行为取向研究的重要问题。多数个体常常通过中庸式的忠恕之道化解各种即时性事件及情境中义利之间的紧张性，从而在多数私人关系之中达成长远意义上互利双赢的良好人缘。

应该说，恩义负欠关系之中的施报法则，所蕴含的儒道互补的文化意涵及其人格特质，恰恰可能构成人缘取向的核心意涵，亦即先义后利、儒道互补的施报法则所蕴含的关系进退机制，实质上不同于儒家角色化伦理本位意义上的关系取向。参考文献： 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2007［1984］，《合作的进化》，吴坚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由此，义利之辨成为差序格局中涵盖公私之争的核心性问题，对长期性角色化人伦关系的义利张力的处理也就构成了中国人人际实践之中如何做人或者说人缘状况差异的重要问题（彭泗清，1993）。戴维·维勒，2014［1999］，《网络交换论》，刘军译，重庆大学出版社。

钱穆，2001［1984］，《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北京：三联书店。在此基础上，翟学伟（1999）进一步提出的个人地位概念是指关系动态交往过程之中一个体自身具有的社会重要性在社会交往中被他人（社会）所承认的方式及其程度，个人地位的本土概念与理论框架实质上恰恰强调了中国人私人关系交往的动态性及功利主义取向的可能性，从而与儒家角色化伦理本位意义上的关系取向构成了相当的张力。

具体而言，个体在与一般他人的直接性人际交往过程中，在工具性资源的人情交换中一般是通过适当吃亏而让对方欠情，在出现工具性资源矛盾时要作出让步以维持人际和谐。③事实上，许烺光（Hsu， 1971）的心理社会图也看到了感情关系与利益关系在心理认同层面的内外差序性排序。

在此基础之上，伦理化的交往获致关系发展则更多地致力于未来可能有长远利益回报而又不能明确预期之施报法则作用下的恩义负欠关系建构，以至于彼此相互施报的义利深化可能发展成为适用于需求法则的铁哥们式深度感情关系。我们可以认为，在传统乡土社会缺乏流动的归属性群体之中，个体自然继承的既有角色关系主要可以区分为以核心家人为主的深度感情关系与一般亲属、老乡熟人的普通人缘关系。

翟学伟，2007，《报的运作方位》，载《社会学研究》第1期。在缺乏流动的差序格局式既有角色关系之中，以核心家人为中心的深度感情关系处于差序式人伦的中心地带，此中的义利互惠往往遵循家人式的需求法则（黄光国，1988），个体甘愿牺牲的仁义面相往往是最为明显的。总之，深度感情关系通常是情义嵌入与利益互惠程度都较深的强连带，普通人缘关系则是情义嵌入与利益互惠程度都相对较弱的弱连带，这可以视作传统乡土归属性群体之中人伦既有角色关系的两种基本关系形态。儒家情义主导的伦理本位决定了差序格局不能简单地从亲属关系的亲疏远近层面加以理解，特别是以报为核心运作机制的人情关系与西方文化传统中以个人爱情为主导的亲密关系有着较大的差别（许烺光，2002［1971］），以至于中国式姻缘与西方式爱情的两种亲密关系与家庭模式的比较至今仍有其重要意义（翟学伟，2017）。

道家讲守中，凡事都要‘去甚，去奢，去泰是就利害方面说‘中。廉如鉴、张岭泉，2009，《自我主义抑或互以对方为重——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的一个尖锐分歧》，载《开放时代》第11期。

进言之，在家本位的传统乡土社会之中主要是以血缘与地缘为基础的既有角色关系，如果个体不善于处理其中各类熟人角色关系的内在紧张，就可能在归属性群体中与他人处于相当紧张的人际状态，亦即导致个体在群体中的人缘状况相当糟糕，这对依赖于归属性群体的普通个体而言是相当危险的。可以认为，为和谐而和谐的消极自保乡愿式人际实践与义利长远积极转化的忠恕式人际实践有着本质区别，这也就导致了无原则底线的乡愿式和谐主义与实质恩义互惠的中庸式人缘取向构成鲜明对照。

沈毅，2005，《人缘取向：中庸之道的人际实践——对中国人社会行为取向模式的再探讨》，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义利紧张性的长期存在使得中庸式忠恕之道的人际实践相当重要，不同个体对于中庸实践拿捏分寸始终是有相当差别的，从而造成彼此之间人缘状况的较大差异。